今年7月，中国太保旗下的太保产险与太保寿险因多项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部门开出千万级罚单。

这张罚单暴露的不仅是“虚列费用”“数据造假”“给予合同外利益”等老生常谈的违规问题，更揭开了这家老牌险企业绩“过山车”、寿险老三地位岌岌可危、产险承保盈利压力巨大、战略转型滞后等多层痼疾。

当“合规”这一商业社会的底线要求沦为“空头支票”，当曾经的辉煌业绩在新的市场竞争格局中显露出疲态，中国太保的“稳健”光环下，藏着怎样的治理顽疾与发展困境？

罚单成常态

7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中国太保旗下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保产险”）、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保寿险”）及相关责任人因违法违规收到1074万元巨额罚单。

其中，太保产险的违法违规事实为“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投保信息管理不规范，报送的报告、数据不准确等”。为此，太保产险被警告并罚款472万元，安徽分公司被罚款30万元，河南分公司被罚款50万元。相关责任人叶明满、陈森、李淑会、王姝、冷海鹰、欧阳晴虹、毕姝晨、叶蜀蓉、殷勇兵、沈丹吉、席于林、石可、余辉、孔德云、姚睿、阮宇红等被警告并罚款共计99万元。

太保寿险的违法违规事实为“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给予投保人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报送的报告、数据不准确等”，被警告并罚款353万元。相关责任人赵鹰、胡乐天、陈福生、姜凯英、黄江宏、孙建军、蒋全、孙谷飞、叶蓬等被警告并罚款共计70万元。

面对如此高额罚单，太保产险、太保寿险迅速在官网发布公告。太保产险表示，违规行为是“2021年至2022年6月期间”。太保寿险则称，违规行为是“2022年至2023年3月期间”。双方均表示已全部整改完毕，并将持续完善合规经营，切实提高内控管理水平。

不过，监管罚单显示，中国太保两家子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例如，上述罚单中的太保产险安徽分公司在2025年3月因“虚列费用、异地承保雇主责任险、直接业务虚挂中介渠道、理赔支付不及时”等违法违规行为，被滁州金融监管分局罚款79万元。辖区内的合肥中心支公司、滁州中心支公司因“虚列费用”分别被罚款36万元，同时9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

太保寿险也同样“不知悔改”。例如，2024年1月31日，太保寿险陕西分公司因“客户信息记录不真实、未严格执行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等行为，被监管部门罚款41万元。

今年7月4日，太保寿险河南分公司因“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被罚款15万元。同时，郑州分公司因“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资料；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按规定使用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被罚款110万元，4名相关责任人被警告并罚款。

这种“违规-处罚-整改-再违规-再处罚”的循环，表明中国太保的“整改”更多是形式主义，未能触及问题根源。此外，两家子公司在回应中均未提及具体的整改措施、责任人员处理结果以及整改时间表。那么，这种“例行式”的回应与整改，究竟是在正视问题，还仅是为了平息舆论的暂时关注？

从罚单还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太保的违法违规行为从总部蔓延至基层，涉及多地分公司与不同层级管理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太保产险有42家分支机构合计被罚1184.5万元，被罚机构数和被罚金额在46家财险公司中均位列第二；太保寿险今年上半年有14家分支机构合计被罚263.3万元，在51家寿险机构中，被罚分支机构数和被罚金额位均排名第七。

这种现象暴露出中国太保在组织管理上的深层问题。首先，总部对分支机构的管控力度不足，使得分支机构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宽松”的管理为违规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其次，问责机制的虚化与缺位，使得对违规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不足且缺乏透明度。相关责任人无需为违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能在多次被罚后继续担任要职，这无疑是在纵容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

例如，时任太保产险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叶咏蓁分别在2017年12月、2021年4月、2024年7月及2025年6月被处罚四次，原因多与“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资料”相关，却依然稳坐关键岗位，这种“罚而不换”的现象可能导致员工对合规要求毫无敬畏之心。

再者，合规文化的缺失，使得公司整体对合规经营的认识不足，未将合规要求融入企业文化与日常运营。从上到下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导致违规行为在总部与基层之间蔓延，形成一种“惯性违规”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氛围下，合规不再是员工行为的约束，而被视为一种可以规避的“形式主义”。

此外，考核机制的短视性或许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过度强调保费规模、利润等业务指标，忽视合规表现，可能会导致分支机构为完成业绩目标不惜违规操作。

违规“套路化”

再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太保反复出现相同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明显的“套路化”，这或许并非偶然。

例如，“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是中国太保违规的“重灾区”。为争夺市场份额，可能部分分支机构擅自调整保险责任范围、修改理赔条件，或通过隐性返佣、变相优惠突破定价限制。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更损害了投保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给予投保人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也是中国太保常见的违规手法。通过返还现金、赠送礼品、提供额外服务等方式吸引投保人，违背了保险合同的约定，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这种行为虽然能在短期内带来业务增长，但从长远看，严重损害了公司的信誉与品牌形象。

“投保信息管理不规范”和“报送数据不准确”则暴露了中国太保在信息化建设和数据治理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方面，“投保信息管理不规范”可能为后续的理赔与服务埋下无数隐患。客户信息录入不完整、不准确，甚至存在虚构投保人信息的情况，使得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报送的报告、数据不准确”则反映出公司在数据治理与内部控制方面的缺陷，可能会直接威胁到监管决策的科学性与公司的稳健经营。

中国太保的屡罚不改不仅损害了自身的形象和利益，也对整个保险行业和消费者权益造成了负面影响。

对中国太保而言，经营风险的积聚是一个隐匿却致命的威胁，因为数据造假、条款违规等问题埋下了大量潜在纠纷与赔付风险，可能在未来引发大规模赔付危机，冲击公司的财务稳健性。同时，合规问题分散了管理层的精力，可能使战略转型与业务创新难以顺利推进，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战略执行的延迟可能导致中国太保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

从行业来看，中国太保的屡罚不改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重规模、轻合规”的经营模式可能导致恶性竞争，其他保险公司不得不跟随效仿，否则将失去市场份额，导致整个行业陷入“违规-罚款-再违规”的怪圈，不利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消费者来说，中国太保的违规行为可能直接导致其权益受损。例如，“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可能会使消费者在理赔时面临“投保容易理赔难”的困境；“投保信息管理不规范”则可能导致消费者在后续的理赔、保全等环节出现身份信息不符、保障范围争议等问题，将大幅增加维权成本。

品牌声誉的受损也不容忽视。违规行为的曝光削弱了中国太保在客户心中的信誉，影响了品牌形象与市场竞争力。在保险市场逐渐走向规范化与透明化的阶段，客户对保险公司的信任是其选择产品与服务的关键因素之一。信任一旦受损，客户留存与新业务拓展都将面临巨大挑战。

业绩增长靠投资

中国太保成立于1991年，是一家综合性保险集团，拥有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农业保险和资产管理等在内的保险全牌照，并在A+H+G（上海、香港、伦敦）三地上市。

2024年，中国太保交出了史上“最赚钱”成绩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4040.89亿元，同比增长24.7%；归母净利润449.6亿元，同比增长64.9%。创下近十年营收、净利润同比增速新高。

然而，这一亮眼业绩的主要推手并非保险主业，而是投资收益的爆发式增长。2024年，中国太保的总投资收益达1203.94亿元，同比增长130.5%。其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从2023年的-117.12亿元飙升至2024年的377.13亿元；证券买卖损益也由-113.11亿元转为13.38亿元。两项合计增加620.74亿元，甚至超过了2023年的总投资收益。

这主要得益于2024年股市与债市的回暖，使中国太保的总投资收益率为5.6%，同比提升3个百分点，是推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动力。同期，中国太保的综合投资收益率为6%，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

与其他同行企业相比，中国人寿、新华保险、中国人保的总投资收益率均突破5.5%，因此中国太保5.6%的投资收益率并不算太突出。

进入2025年，资本市场风云突变，中国太保业绩急转直下。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937.17亿元，同比下降1.8%；归母净利润96.27亿元，同比骤降18.1%。投资端的剧烈波动是主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从2024年一季度的151.04亿元暴跌至16.55亿元，同比下降89%。

2025年一季度，中国太保的投资资产为2.8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8%；总投资收益率为1%，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

这种业绩表现揭露了中国太保对投资收益的过度依赖，以及在低利率环境与市场波动加剧背景下，盈利模式的脆弱性。一旦资本市场表现不佳，公司业绩便陷入深度调整，反映出其在负债端增长动力不足，未能形成投资与保险主业的良性互动。这种“靠天吃饭”的盈利模式，使得中国太保的业绩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更值得关注的是，主业增长的疲软使得中国太保无法对冲投资收益波动带来的影响。2024年，全国保险行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速由2023年9.1%放缓至5.7%。2024年财报显示，中国太保的保费规模约4420.7亿元，同比增长4.4%，低于行业同比增速。

此外，中国太保2024年的保险服务收入为2794.73亿元，同比增长5%；到2025年一季度，其保险服务收入为695.5亿，同比增长3.9%，增速出现放缓。

产寿险各有“痛点”

中国太保的保险服务收入主要包括太保寿险和太保产险两大部分，当前寿险面临行业地位被超越、产险陷入综合成本率高企的局面。

以原保费统计口径，2024年，太保寿险的保费收入为2388亿元，同比增长2.45%，在主要寿险同业中增速垫底。相比之下，泰康人寿保费同比大增12.35%，达到2283亿元，与太保寿险的差距缩小至仅约100亿元。

2025年一季度，泰康人寿保费收入同比下降17.81%至700.26亿元，而太保寿险增速回升，保费收入为1002.15亿元，虽然两者暂时拉开差距，但泰康人寿仍是太保寿险“行业老三”地位的最大威胁。同时，一季度中邮人寿和新华人寿的保费收入分别为801.07亿和732.18亿，同比增长8.8%、28%，都是太保寿险的强劲竞争对手。

近年来，太保寿险的结构性隐忧凸显。首先，代理人渠道持续萎缩。作为主力渠道，太保寿险的月均保险营销员规模从2019年的79万人锐减至2024年的18.4万人。截至2024年末，保险营销员为18.8万人，较2023年末减少约1.1万人；2025年一季度末，保险营销员仍为18.8万人，较上年末持平。

从人均产能和新业务价值率来看，太保寿险自2022年至2024年均呈逐年增长态势，也表明代理人渠道改革是有效的。但如果再拉长时间线，会发现太保寿险2024年16.8%的新业务价值率还不及2021年的水平。2018年至2021年，太保寿险的新业务价值率分别为43.7%、43.3%、38.9%和23.5%。

同时，人均产能提升难以弥补人力下滑的缺口。2025年上半年，太保寿险的原保费收入为1680.09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代理人渠道保费收入为1188.25亿元，同比下降2.5%，其新保业务为157.85亿元，同比大幅下降20%。

其次，过度依赖银保渠道。为弥补代理人渠道缺口，太保寿险的银保渠道原保费收入持续暴涨，2025年上半年为370.53亿元，同比增长74.6%，其中新保业务为252.87亿元，同比大增90.2%。

再者，产品结构单一且竞争力不足。太保寿险在分红险等新型产品创新上进展缓慢，2024年前五大产品中仅有一只为分红险且分红险保费同比下降6.3%。2025年一季度，分红险新保规模保费占比虽提升至18.2%，但整体占比仍偏低，难以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太保产险的发展同样面临不小的压力。2024年，太保产险原保费收入为2012.43亿元，同比增长6.8%；净利润为73.76亿元，同比增长12.2%。在财险“老三家”（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太保产险）中，太保产险仍是净利润规模最小、增速最慢的一家。

太保产险主要包括车险（交强险、商业险）和非车险（责任险、健康险、企财险、农业险）两大块，2024年两项业务保费占比分别为53.3%和46.7%。从衡量财险公司核心业务盈利能力的承保综合成本率来看，2024年太保产险的承保综合成本率为98.6%，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进一步导致承保利润同比下降35.5%，仅为26.72亿元。

具体来看，2024年，太保产险的车险承保综合成本率98.2%，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非车险承保综合成本率99.1%，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两者均因赔付率上升所致。

比较严峻的是，2024年，太保产险非车险业务的四大险种中，责任险、健康险、企财险3大险种的承保综合成本率均超100%，致使相应险种承保利润亏损，农业险虽未超过红线，但综合成本率仍高达98.7%，逼近盈亏红线。

进入2025年一季度，太保产险的承保综合成本率有所好转，为97.4%，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

从原保费收入来看，2025年上半年，太保产险的保费收入为1139.99亿元，同比增长0.9%，增速放缓。其中，车险保费收入为536.07亿元，同比增长2.8%；非车险保费收入603.92亿元，同比下降0.8%。

这种分化局面可能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例如，非车险业务风险管控不足，未能形成有效的利润支撑；成本控制乏力，赔付率与费用率双升，侵蚀承保利润；在车险综合改革与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精准定价能力不足，导致定价风险与亏损隐患上升等。

战略与高管大调整

在数字化、康养融合、国际化等浪潮中，保险行业正经历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从“传统业务”向“创新业务”的深刻转型。但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太保的业务结构调整和转型却显得步伐迟缓。

例如，随着银发经济热潮兴起，2018年左右，中国太保提出转型医疗康养，但截至2024年底仅在13城落地15个养老社区，投入运营的只有9家。这与泰康在36城布局43个养老社区、中国太平的62市76家养老社区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6月11日，在中国太保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长傅帆明确表示，坚持聚焦三大核心战略发展方向：“大康养”、“人工智能+”及“国际化”。

这意味着，中国太保的发展战略由此前的“大健康”、“大区域”与“大数据”正式变更为“大康养”、“人工智能+”及“国际化”，试图通过战略转型寻找新的增长点，但新战略的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

在“大康养”方面，养老社区建设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如何实现与保险主业的深度协同、提升运营效率与盈利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还需应对泰康等同业在康养领域的先发优势与市场份额挤压。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康养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若能解决资源投入和运营效率问题，该战略仍有发展前景。

“人工智能+”方面，保险行业AI应用竞争激烈，需大量资金投入与技术储备。中国太保在数据整合、算法优化、场景落地等方面起步较晚，需攻克技术与人才瓶颈，并防范技术应用带来的新风险。但AI技术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方面的潜力巨大，若能加大投入、引进人才，该战略有望为其提高竞争力。

“国际化”则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和本地化运营的挑战。国际保险市场复杂多变，面临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文化差异与市场竞争，中国太保需构建全球服务网络与跨境合作体系，在海外资产配置与风险管控上积累经验，方能稳步拓展国际业务。不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保险需求持续增长，若能与中资企业“走出去”相结合，“国际化”战略可能在工程保险、货运保险等领域找到突破口。

与战略调整相伴的是，中国太保开启了新一轮的人事大换防。从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上半年，从集团到子公司董事、核心高管人员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换血”。

集团层面，今年6月，中国太保密集发布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公告，包括谢维青辞任非执行董事，卸任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科技创新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职务；王磊、王明超的总经理助理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批复。

今年1月，中国太保还接连从内部晋升了两位核心高管，苏罡担任中国太保副总裁、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获得批复；张卫东担任审计责任人任职资格获得批复。

中国太保旗下产险、寿险等子公司的核心高管也均有所变动。今年6月，太保产险董事长俞斌任职资格获批，其正式接替顾越成为太保产险“一把手”。此前，陈辉任太保产险新一任总经理也获批。4月，刘增波由临时财务负责人晋升为太保产险副总经理，兼任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

太保寿险也迎来了一系列高管调整。今年6月，王光剑卸任太保寿险常务副总经理、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等；集团副总审计师陈英杰暂时出任太保寿险临时首席合规官、临时首席风险官；同时晋升周建刚为太保寿险总经理助理。

另据媒体报道，工银安盛人寿原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喻凌燕加盟太保寿险，担任总经理助理、总精算师。今年2月，中国太保还在内部提拔刘余庆担任太保寿险总经理助理。而早在2024年8月、12月，太保寿险总经理、董事长也均调整，分别由李劲松、赵永刚担任。

这种人事震荡虽为新战略导入新鲜血液，但也带来了执行力不连贯、改革节奏被打乱的风险，尤其在“长航行动”等关键转型项目推进过程中，可能削弱战略执行效果，延缓转型进程。

结语

在保险行业处于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合规仍是底线，主业是根基，创新是动力。

对中国太保来说，合规“破窗效应”与其说是外部监管压力，不如说是内部治理体系失衡的外在表现；而主业增长乏力与转型迟缓，则揭露了战略执行力不足、创新力欠缺等深层弊病。（图源：中国太保年报、官微及监管网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