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百分点的利率下调,看似细微,却可能成为压垮部分助贷机构的“最后一根稻草”。消费金融行业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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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多家消费金融公司近期接到监管部门窗口指导,要求新增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不得超过20%”。这一要求比10月1日实施的“助贷新规”中明确24%利率红线进一步收紧。除此之外,监管还要求担保增信业务余额占比也从不超过贷款余额的50%压降至25%,且ABS、金融债等融资工具发行受到限制。
对于资金成本高企、严重依赖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助贷行业来说,相关要求的陆续落实和执行无疑又将对信贷行业产生巨大冲击。消息公布后,美股金融科技公司股价全线应声下跌。
政策速递:窗口指导突至,监管红线再收紧
短短一个月内,消费信贷行业接连迎来两项重磅监管政策,且一条严于一条。
10月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简称“助贷新规”)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并确保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
实际上,从4月发布至10月执行的过程中,行业普遍期待的从后续政策释义中寻找业务调整空间的预期落空,市场就在这样悲壮并彷徨的氛围中进入到了“后助贷新规”时代。彼时,业内已将产品利率上限解读为24%,这样的要求已经使得过往拥有海量24%至36%区间资产的助贷企业“异常绝望”。
然而,不到一个月时间,监管再次加码。已有多家媒体报道,多家消费金融公司近期接到监管部门窗口指导,要求“新增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不得超过20%”。
当前政策执行存在地区差异,部分地区要求立查立改,亦有地方给出新增和存量业务整改时间表。这种差异化的推进节奏,显示出监管层在坚定推动政策落地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市场承受能力。
利率计算口径是另一个关键点。多数信源确认以IRR(内部收益率)计算全成本,但关于“20%是单笔上限还是加权利率”等执行细节,仍存在进一步明确的空间。
但无论如何,利率上限进一步下探,并且执行时间近在眼前的事实已毋庸置疑。
监管逻辑:推动自建风控,消除金融风险
监管连续加压的背后,是推动消费金融行业回归本源、消除潜在金融风险的坚定决心。
首先,监管旨在“彻底消除变相收费”,增强产品的信息披露,将服务购买选择权还给借款人的要求非常明确。“助贷新规”规定,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
20%的红线则进一步压缩了灰色地带。监管的目标在于通过这一措施引导消费金融公司转向自营或分润模式,提升自主风控能力。
担保增信业务的“腰斩式收缩”直指行业“过度依赖外部增信”的痛点。此次窗口指导要求消费金融公司担保增信业务余额占贷款余额的比例从不超过50%压降至25%。这意味着,消费金融公司过去依赖担保模式覆盖高风险的做法难以为继,必须转向更注重贷前风控和贷中管理的业务模式。
当前,消费金融行业正处在深刻的转型节点,打破过往资金机构一直被助贷企业“捆绑、吸血”已成为核心命题。这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彻底改变过度依赖助贷渠道的“资金通道”角色,转向构建自主风控能力和精细化运营能力,其本质是推动行业从粗放监管套利走向真正的风险定价与利率市场化。
有业内专家指出,监管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是长期政策方向。深化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切实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降,已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
行业影响:利润空间压缩,生存挑战加剧
利率从24%降至20%,看似只有4个百分点的调整,却可能吞没消费金融公司本已微薄的利润空间。
消费金融公司的成本结构主要包括资金成本(约4%-6%)、风险违约成本(8%-10%)和运营成本(5%-7%)。当综合收益被压降至20%,许多机构的利润可能归零甚至亏损。
融资渠道受限加剧了资金压力。ABS、金融债等曾是消费金融公司获取中长期、低成本资金的重要工具,行业年募资量达数百亿元。这些渠道受限后,缺乏自营资金的中小消费金融公司融资成本可能上升,或加剧流动性风险。
业务模式转型已成必然。担保增信模式走向终结,50%的担保业务占比需砍半,依赖第三方兜底的模式将难以为继。监管正推动分润模式,即助贷平台与消费金融公司共同建模、联合运营与风险分担。
监管此举的深远意义在于,对消费金融公司自身而言,这是构建核心风控能力、实现长期稳健经营的基石。对整个行业来说,这有助于终结同质化竞争和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粗放业态,促使消费金融真正服务于普惠金融和提振消费的大局。最终,一个健康的消费金融市场必然是让风险成本被精准定价,并通过利率这一要素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这条路虽然挑战巨大,但无疑是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唯一路径。
市场格局:加速分化,头部机构优势扩大
“助贷新规”实施后,助贷行业“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将进一步凸显。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31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已于近期全部完成了助贷合作机构名单的披露。这种白名单管理机制提高了合作门槛,净化了市场环境,也使行业资源进一步向头部机构倾斜。
银行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正经历深度重构,加速推动银行助贷渠道向蚂蚁、京东、抖音、度小满等头部平台集中,大量中小型流量平台逐步被挤出赛道。
有头部消费金融公司人士直言,在当前日趋严格的市场监管环境下,那些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弱、专业能力不足的机构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在此番市场出清的过程中,风险开始从体系内最薄弱、适应性最差的尾部机构,逐步向中型机构蔓延。
推动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借款人而言,综合融资成本下降是直接利好。然而,这也可能导致机构审慎放贷,普通借款人面临门槛提高的实际情况。“助贷新规”在规范营销行为上已初见成效,有用户反馈“贷款推销电话、短信骚扰明显减少”,但彻底杜绝违规营销仍需细化措施。
利率空间压缩也给贷后管理带来连锁反应。在M3(逾期三个月)阶段,回款率低至3%-5%。当利率上限被锁死,平台向高风险客户放贷的意愿和能力也下降。
“助贷新规”实施后,平台方更注重和逾期用户协商。有从业者表示:“不需要黑灰产介入,有真实需求的客户可以直接和平台方协商解决方案。” 这反映了催收行业从“武力威慑”向“信用服务”的转变。消费金融行业正站在十字路口。随着担保增信模式的终结,机构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商业模式,寻找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对于头部消费金融机构而言,凭借其低成本资金和风控优势,有望在新规环境下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而那些缺乏核心风控能力、依赖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中小机构,则面临转型或退出市场的命运。
这场监管风暴的终局,将是一个更加规范、透明且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消费金融市场。(图源:元宝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