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船王”的头衔可以让给别人，但全球贸易的“时间表”，马士基仍要自己来定。

王剑/作者  砺石商业评论/出品

提到国际航运，马士基（A.P. Moller - Maersk）是绕不开的名字。

很多人未必懂航运，但大概率见过那枚出现在巨轮、码头和集装箱上的蓝色七角星。这家1904年创立于丹麦的航运公司，曾长期占据全球集装箱航运的头把交椅。

鼎盛时期，马士基集团的年营收一度接近丹麦全国GDP的一半；平均每13分钟，就有一艘马士基的船在世界某个港口靠岸。

也正因如此，业界常形容马士基“你想不到的地方，它也能到”，其航运网络几乎覆盖了全球每一个主要口岸。

只是如今，马士基已被地中海航运（MSC）在运力规模上超越，退居全球第二。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士基输了。

按旧逻辑，曾是“船王”的它本该继续造船、扩航线，把规模第一抢回来，但马士基并没有，反而把钱不断砸向仓库、陆运网络、准点系统和绿色燃料。

“船王”的头衔可以留给别人，但全球贸易的“时间表”，马士基仍要自己来定。

而这种对“交付权”的执念，早在一个世纪前那艘二手蒸汽货轮启航时，就已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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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家：从一艘旧船开始

马士基的根，最早埋在穆勒家族几代人亲历的海难与沉浮里。

1777年，祖辈在格陵兰捕鲸时船毁人亡；几十年后，父亲和祖父又在西班牙海域遇难。活下来的P.M.穆勒14岁就下了海，在风浪里悟出了一个死理：“小心驶得万年船。”

1886年，已是老水手的他在船上画下了那个著名的蓝底七星标志。

而他的儿子A.P.穆勒从小在海边长大，是个天生的生意人，25岁便管理一支拥有11艘船的船队，生意经营的很成功。

正是这种从海里捞出来的经验，加上精明的头脑，为后来家族的航运帝国打下了地基。

1904年，父子俩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

他们凑齐了15万克朗买了一艘载重2200吨的二手蒸汽货轮，成立了“斯文堡轮船公司”（马士基前身），穆勒家族的航运传奇，从这艘旧船上正式启航。

20世纪初，远洋航运远非稳赚不赔的买卖。有没有货可运、运费能否结清，全是未知数。但在战争催生的暴利面前，这种风险往往被选择性忽略——只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一战爆发后，物资需求暴涨，欧洲航运业务骤然繁忙。许多船东疯狂加杠杆扩张船队，孤注一掷追逐短期暴利。

彼时羽翼未丰的马士基也顺势扩充了船队，却没有像同行那样把身家全押在赌桌上。

一战结束后，欧洲航运热度骤降，前几年高价抢购的船舶瞬间沦为沉重的负债。那些冲得太猛的船东接连倒下，唯独马士基因留有退路，活了下来。

这就是航运业最朴素的活法：行情越热，越不能堵死退路。留有余地，方能行稳致远。

熬过周期，马士基开始主动收缩风险敞口，不再将命运完全交由外部市场摆布。

1918年，马士基出资建立欧登塞钢铁造船厂。

自建船厂是典型的重资产投入——周期长、回报慢，但马士基别无选择。

在那个年代，外部船厂产能受限，交付时间完全不可控。若全靠外包，马士基就永远只是周期的被动承受者。

从那时起，马士基就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搬运工”，它要成为制定搬运规则的人。

伴随规模扩张，马士基的重资产策略逐步固化：能自营的关键环节，坚决不假手于人。先是船，后是码头、航线、客户，再延伸至海运之外的物流节点。

这种布局并非预设的宏伟蓝图，而是马士基在一次次周期波动中被迫验证、反复强化的风控手段。

经历多轮周期的洗礼后，马士基终于醒悟：单一的海运业务注定无法抵御系统性风险，唯有将命脉握在自己手中，掌控全链路，才能构筑起足够宽的护城河。

集装箱时代的到来，最终验证了这一逻辑的正确性。

1975年，马士基推出首条全集装箱化服务。

集装箱看似只是一个标准铁箱，但由于统一了货物的计量单位，彻底释放了重资产运营的潜能。

在散货模式下，货物在转运节点必须经历多次分拣、装卸和倒运。而集装箱普及后，货物从工厂到仓库，实现了单一载具的物理贯通。

然而，拆装环节的消失虽然大幅压缩了在途时间，却对供应链的协同效率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也改变了行业的竞争内核。

以前拼的是谁有船、谁有航线；到了集装箱时代，船期准不准、码头周转快不快、后端运力接不接得上，才真正关系到客户的生产计划与库存成本。

一旦货物进入连续运转，时间就成了资金占用的成本，而延误，就是直接的利润侵蚀。

事实上，马士基后来能问鼎“全球船王”，靠的不只是船多，而是成功将航线、码头、客户及后续物流环节无缝连接。

当蓝色七角星出现在全球各地的港口，马士基也逐渐从一家船公司，演变为全球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可问题在于，航运始终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业务。船到港，绝不等于货到客户手里。清关会延迟，拖车会拥堵，仓库会爆满，门店会缺货。

无论海上运输多么顺畅，只要陆地交付环节衔接不及时，客户的服务体验就会归零。

因此，马士基后来向岸上延伸，并非源于什么宏大的顶层设计，而是被现实中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一步步推着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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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被麻烦推着上岸

对航运公司而言，舱位利用率是贯穿其生命周期的核心命门，也是资本市场审视一家船公司时最硬的指标。

一艘造价数亿美元的集装箱船，其每日的折旧、利息、燃油和人工成本都是刚性的。只有当舱位填满，且货物在海上高速流转时，这笔巨额的重资产投入才能产生回报。

而船舶调度是否精准、箱源匹配是否合理、运价制定是否敏锐、订单履约是否兑现——这些正是马士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精通的生意，也是其凭借极致的运营效率登顶全球第一的根基。

在这个维度上，马士基曾是毫无争议的王者，也真正将“航运”这门生意，打磨到了极致。

然而，船到港，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货物要清关、卸箱、拖车、进仓，再送至门店、工厂或海外仓。这一连串的动作，每一环都马虎不得。

过去，这些环节往往由不同的服务商分段把持，像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

货代、拖车行、报关行、仓储方，各管一段。中间只要有一处接不上，比如清关文件出了纰漏，或者港口拥堵导致拖车排队，都会让整个物流环节直接瘫痪。

而入仓、清关、系统对接这些流程走得顺不顺，不仅是对物流体系的考验，更是拨动客户敏感神经的那根弦。

对制造企业而言，原材料晚到一周，可能意味着整条产线停工、工人闲置、违约赔款。

对零售商来说，旺季缺货一天，损失的不仅仅是销售额，还有品牌信誉与市场份额。这种看不见的损耗，远比多付一笔运费要痛得多。

更关键的是，如果马士基只停留在海上货运，竞争对手只要运费稍低、服务差距不明显，客户就很容易被撬走。

但若马士基能将资产边界从海运延伸至陆运、空运，再深入电商履约与供应链管理，从工厂门口一路接到海外仓，把整个流程打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就好比修筑了一条封闭的高速公路，客户一旦驶入，便很难在中途换到泥泞的岔路上。更换服务商的成本不再只是运费差价，还包括系统磨合、风险敞口和管理精力的巨大消耗。

在航运业内，谁订购了大船、谁开辟了新航线，很快就会成为头条新闻。

可在客户看来，最重要的恰恰是仓库配比合不合理、清关顺不顺畅、末端配送接不接得上等细节，也是真正的决胜点。

就在马士基试图用全链路服务这条迂回路径拉开差距时，却忽然遭遇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MSC（地中海航运）。

与马士基截然不同，MSC半个世纪只做一件事：持续买船、堆规模。尤其疫情期间手握暴利，近乎疯狂地抄底二手船、下单新船，最终在2022年将马士基从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全球第一宝座上硬生生挤了下去。

然而不管马士基在岸上悄悄铺了多少隐形网络，对大多数客户而言，最关心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船期到底稳不稳？

3

转型：卖时间表的人

对航运业来说，晚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海上遇恶劣天气会晚，到港后等待装卸的船队积压也会晚。一艘船沿途挂靠多个港口，前面耽误几小时，后面就可能越积越多。

然而大多数客户怕的不是延误本身，而是不知道究竟会晚多久。

航运是各条产业链的重要承载。货物晚一天，仓库尚能通过调度消化。晚一周，生产计划、门店销售、促销节奏便会全线错位。

一次延误尚可补救，连续几次延误，企业为维持运转只能被迫增加安全库存。可库存每增加一分，现金流就被锁死一分。即便货物还在流动，无形的风险成本已悄然勒紧了企业的资金链。

反过来，如果货物比预计时间早到，仓库可能还没腾出存放空间。

因此很多客户真正想要的，是心里有数：货大约何时到，库存该备多少，生产和销售如何安排。

所以当马士基洞察到这点，试图将服务重心从传统的卖舱位转向交付可预期的准点服务时，准班率就成了绕不过去的坎。

而要系统性提升准班率，仅靠航运公司独自优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干线配载、港序设计和支线衔接上深度协同。

为此，2025年2月，马士基与赫伯罗特正式启动Gemini Cooperation（双子星联盟）投入运营。

赫伯罗特位于德国汉堡，是欧洲第一本土航运巨头，拥有全球规模顶尖的冷藏箱船队，航线覆盖全球六百多处港口。

这次联盟并非两家公司合并，而是双方在东西向主干航线上建立的深度运营合作。通过共享航线舱位、船舶及港口网络资源，双方旨在将准班率提升至九成以上，以此支撑端到端产品对确定性的承诺。

为实现这一目标，Gemini抛弃了过去那种大船绕地球一圈的长航线模式，不再追求每艘船跑遍所有港口，而是把全球航线拆解成若干相对独立又紧密衔接的区块。

这种新模式被称为双枢纽、准环网。简单来说，就像地铁和公交的分工：干线大船只在欧亚核心枢纽港之间高频往返，支线小船负责接驳边缘港口，各司其职，互不拖累。

这种设计虽然牺牲了部分直达港数量，却换来了极高的稳定性。只要枢纽港不瘫痪，整个网络的节拍就不会乱。

对马士基而言，向客户承诺的确定性，也终于有了底层操作系统的支持。Gemini不只是一张新航线图，更是马士基向客户售卖全新服务模式的重要基础。

但准点承诺同样是一把双刃剑。

准点率不仅仅是运营部门的指标，也同样是客户合同里的条款，更是马士基账本上的硬约束。

为了守住这条底线，马士基只能迎难而上。

依托Gemini双子星联盟搭建起全新全球干线时间表，仅仅完成了网络框架的搭建。

可想要这套协同体系真正发挥作用，马士基仍需持续加码全链条重资产投入，覆盖海外仓储、内陆配送、区域支线船队、数字化调度系统与低碳绿色燃料四大板块。

于是，持续性的大额投入，终于让马士基的财务报表率先亮起了红灯。

4

压力：账本先于船期感受到寒意

航运业虽回报诱人，却从来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同样深受周期波动影响。

疫情那几年，全球供应链几近瘫痪，舱位一箱难求，运价被推至极端高位，航运公司赚到了多年未有的暴利，现金流充沛，订单从不缺席。

但随着新船陆续交付、需求放缓、运价回落，行业迅速跌回熟悉的周期谷底。

身处其中的马士基最早感知到这种变化。

2025年，马士基总营收仍约540亿美元，规模依然庞大，但利润明显收窄。2024年息税前利润（EBIT）为65亿美元，2025年骤降至约35亿美元。

进入2026年，寒意更甚。马士基预警盈利可能进一步下滑，并计划裁减约1000个行政岗位，同时缩减股票回购规模。

不过，马士基并未陷入困境，账面依旧稳固，现金流依然充沛。正因如此，一家仍能赚取数十亿美元经营利润的公司，却主动压缩行政开支，格外引人关注。

事实上，马士基启动收缩，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全球第一的规模护城河，无法再像MSC那样仅靠规模摊薄成本，更关键的是转型投入极其刚性且巨额。

仓库要补，陆运要接，Gemini准点网络要运作，绿色燃料也要提前锁定，每一项都是分毫不能省的硬性支出。

省下来的行政成本，不只是为了应对行业寒冬，更是为了将有限的弹药从旧有的管理架构中抽离，集中输送到决定未来的新战场上。

这就回到了马士基与MSC的根本差异上。

MSC不断买船，原因很简单。船多了，货运舱位才会增加，相应的货柜价格才能降低，更有利于其与竞争对手打价格战。

但马士基已经不再遵循这个逻辑。它彻底摆脱了单纯比拼价格的模式，转而把客户对时间效率的需求，打包成了可落地、可交付的服务产品。

过去，马士基只算自己的账。运价、燃油、船队利用率，这是工业时代的生存法则。只要船跑得快、舱位填满，就是赢。

可如今，马士基换了个讲法，不再罗列舱位价格，而是向客户展示失控的代价。

比如船期乱了会多占多少库存，延误会不会导致生产线停工，海外仓要不要提前备货，替代路线能否及时切换。

这不仅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更是一场对全局调度能力的极限考验。

这也意味着，在整个航运体系中，马士基不再售卖位移，而是售卖确定的结果。无论早到还是晚到，都在可控范围内，让客户可以清楚地规划自己的生产与销售。

客户愿不愿意把这本账交给马士基来算，最终要看真实市场的检验。信任不是靠文字描述建立的，而是靠一次又一次的准点交付积累起来的。

而检验这套逻辑的最佳试炼场，或许不在成熟的欧美航线，而在中国。

这里是全球制造网络最密集的地方，港口最繁忙，出海客户也最复杂。

对于中国的制造商和跨境电商而言，他们不在乎船是谁的，也不在乎航线叫什么名字。他们在乎的，恰恰是马士基承诺要去优化的东西：库存周转率和安全库存水平。

马士基若想证明自己卖的不只是一段海运，而是一种确定性，中国这张网很难绕过。

这里不仅是新商业模式最好的试炼场，更是其能否真正从“船老大”转型为“供应链管家”的终极考场。

5

未来：下一张船票是绿色的

事实上，马士基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航运公司之一，在沿海港口经营已有数十年。

正因如此，这家企业对这张网再熟悉不过。

上海、宁波舟山、深圳、青岛、天津，这些港口吞吐着其赖以生存的货量，也承载着庞大的航线布局。货物从这里出发，先经工厂、公路、报关，再上船漂洋过海，到了海外还要接清关、拖车和末端配送。

这条链路极长，马士基也不再只是收取运费把货拉到港口就完成任务，而是必须对整个流程的交付负责。

可其中的环节越多，就越容易出差错。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马士基要赔的就不只是违约金，更是客户对其“准时”二字的信任。

过去，马士基在中国只看重两端：货源和港口。中国制造越强，各地的港口就越忙，马士基铺就的航线网络也越有价值。

可那是传统的“搬箱子”逻辑。只要把货装满船，按时开航，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货到了目的港之后怎么流转，或者国内这一段出了什么岔子，往往不在核心考核里。

如今，这套逻辑正被高货值产品击穿。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组件、消费电子的芯片模组、跨境电商的快消品，这些货物正从中国走向全球。

关键是，货主算账的逻辑也随之变了，不再只盯着海运费那几块钱的差价，而是盯着库存周转率和安全库存水平。

马士基要帮客户算的，正是这笔整条供应链的账。货物早到或晚到一周，对货主来说，要么意味着数百万美元的库存资金被占压，要么是销售窗口的彻底关闭。

中国也因此成了马士基新战略的终极考场。这里制造的复杂度最高，发货量最大，客户对时效的敏感度也最强。

马士基想卖给客户的，也不再是几千个集装箱的舱位，而是对整段流程时间的掌控力，更是一种能让客户放心去规划生产排期和销售节奏的确定性保障。

可问题是，马士基又撞上了环保这道坎。

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升，如今的货主除了算运费和库存，还得算碳排放。大客户不仅要降低自身的碳排放，还要求上下游一起减排。如果航运公司不达标，哪怕运费再便宜，也可能直接被踢出供应商名单。

对马士基来说，今后也不能只盯着油料成本，还必须把这趟运输会产生多少排放也算清楚，并且拿出切实可行的减碳方案。

为了把碳排放降下来，马士基押注了绿色甲醇。但这不只是换个燃料品种，而是一次船队的彻底换代。

而要想烧绿色甲醇，就得造双燃料船。这类船造价高昂，既能烧传统重油，也能烧绿色甲醇。

问题在于，一旦造了这种船，就必须喂饱它。

如果找不到足量的绿色甲醇，这些昂贵的巨轮就只能烧重油，减碳承诺不仅成一纸空谈，前期投入也面临沉没风险。

可麻烦的是，绿色甲醇不同于传统重油，全球目前既缺乏成熟的加注网络，也没有形成规模化的量产能力。

既然现货市场无货可买，马士基只能向供应链上游延伸。

不过，马士基并未选择亲自下场建厂，而是通过签署长期采购协议，以订单倒逼上游产能落地。毕竟，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在于稳定且低廉的风电与光伏电力。

为此，马士基锁定了中国的风电龙头金风科技。依托其自有的绿电资源电解水制甲醇，双方签下长期供货协议，将于2026年启动供应。

至此，中国对马士基的意义再次叠加。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货源地和新商业模式的考场，更进阶为低碳燃料的关键供给地。

而马士基在这里寻求的，不再仅仅是满载的货品，还有驱动全程低碳运转的能源动力。

这也让马士基在华的角色变得颇为复杂。一方面深度依托中国的货源、港口与新能源产业，另一方面，本土航运与物流企业的崛起，正对其形成紧追不舍的态势。

可无论是准点交付还是低碳合规，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客户是否愿意将整条链路的主导权交由马士基。

过去，航运公司比拼的是船队规模和港口资源。现在，客户既要成本最优，又要时效稳定；既要运输速度，还要碳排放合规。出了问题要有人兜底，碳账也得算得清楚。

当年穆勒家族从一艘旧船起家，风险只在一艘船上。如今马士基把身家押在了一张“时间表”上，风险却散在整条链路的每一个环节里。

而马士基这套逻辑能不能真正跑通，依然要由客户来回答：他们愿不愿意把整条链路的主导权，交给这个正在转身的“百年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