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纪德

编辑/子夜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这些今天被广泛应用的技术，源头往往只是半个世纪前基础科学里一个新现象、新效应、新原理的发现。

在强调科技自立的宏大图景里，中国已从过去的跟跑者变成今天的并跑者，未来要成为领跑者，就得走进没有路标的“无人区”，完成从0到1的原始创新。

从0到1的动力，来自把职业生涯押在一线的科学家们。近年来科研一线的主力阵容正在换血：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披露，2025年度国自然批准资助的项目中，45岁以下科研人员获资助项目数量占比约83%。

这些80后、90后乃至更年轻的科学家站上核心位置，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原始创新的引领者。

在此之前，迎接他们的是艰深的课题、经费的现实压力和激烈的角逐。他们需要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同时也需要人、需要钱。

在此背景下，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于2023年个人出资30亿元设立何享健科学基金，并发起重点项目支持医学与生命科学、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两个方面的科研。

首期20人于2025年9月底公布名单、10月24日获颁资助；2026年9月15日，第二期名单公布，也是20人——医学与生命科学11人，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9人，每人200万元，分三年拨付。

值得关注的是，何享健基金给的钱不设限——不设方向限制、不设考核指标、不设经费用途比例。

至此，40位青年科学家被这张名单托举起来，并拥有了更自由的资金使用权和更宽松的探索环境。

1、当青年科学家们开始“谈钱”

朱平安的实验室里，很多研究是从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里长出来的。

香港下雨天，他会盯着水落在叶子、泥土和水泥地上的不同样子，用高速摄像机拍下来慢放，“整个过程非常美”。他认为，很多基础研究就是这样，一些小启发推动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

2020年以来，他扎根于香港城市大学自主筹建的AIMS实验室，主要研究微纳流体界面传热领域。在他看来，基础研究就像是一棵大树的树干，而软体机器人、生物医药、芯片散热和其他领域，会是树干上生长出来的不同应用，是开枝散叶后的结果。

像朱平安这样，静候自己的研究之树慢慢长高、开枝散叶的青年科学家并不在少数，“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的不少入选者正处于这一状态。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与试验验证，再到产业化落地，本就是科技成果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急不得，也快不来。

但现实是，虽然基础研究已经取得突破，但在推进技术创新、应用开发时，也可能因为后续资金供给不足，导致转化链条中断。

《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报告（2026）》显示，基础研究经费从2018年的165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300多亿美元，几乎翻倍；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2024年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总数就已达到40%以上。

但体系倾斜之下，缺口依然清晰可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的通道，是绝大多数青年科学家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但竞争强度逐年攀升，且部分介于基础和产业化之间的研究很难获得充分支持，而青年科学家的研究大量正处于这个阶段。

从社会横向看，企业是重要的经费力量，但其关注的横向课题大多聚焦已经落地的产业问题，管道很难通往青年科学家的研究；民间公益类科研经费，国内又非常缺乏。

于是留下一段资助空档：那些在实验室已初现端倪、但距产业化仍有差距的研究，很有可能孕育出颠覆行业的重大创新，却缺乏支持。

经费问题会产生连锁反应。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但周期长，人才培养和设备购置都需要钱。

现任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的付晨光算过一笔账：“培养一名博士生，仅助学金支出每年接近5万元。”没有项目经费，就招不了学生、买不了设备、开展不了实验，科研的推进很可能会被经费体量直接卡住。

填补这一资助缺口，既是改善青年科学家科研生态的需要，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创新生态的长势。

本科毕业后曾赴美深造的物理学家陈卓昱，把这个问题放进了国际坐标，他发现美国贝尔实验室、IBM研究院过去大量布局的正是这个区间的研究，也诞生诸多重量级成果。

“国内现在从0-1的原始创新正在追赶，从100-1000的规模化落地的能力很强，但1‑100从实验室成果走向产业化转化的环节，还存在明显短板。”陈卓昱说，需要企业基金这样的社会力量来填补这块空白。

2、何享健科学基金，给青年科学家“续”了一碗水

在基础研究经费大多来自政府和高校的体系里，何享健出资30亿元建立的，是少数几个由企业家个人设立、且规模最大的科学基金之一。

它的不同之处首先体现在体量上。入选“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的多位科学家提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常在50万元到60万元，重点项目额度200万出头；而“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给每人200万元、三年拨付、完全自主支配，和国内顶尖人才项目的经费规模相当。

这笔经费首先能换来时间。董岩皓主攻无钴高能量密度正极材料，他2022年入职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担任副教授，招收的首届博士生就扑在能源陶瓷材料方向上。

访谈中他提及，如果没有外部资源支持，课题“大概还可以坚持4-5年，完成两届博士生培养后课题大概率终止”；而拿到何享健科学基金的资助后，“可以把研究周期拉长到8-10年，让团队沉下心做长期、扎实的科研工作”。

拿到经费后，这些青年科学家们表示，首先计划扩充的是人力和设备。

王柳的本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的特任教授，主要研究医疗机器人，需要养团队、做动物实验。

他已经规划如何使用经费：每年约35万用于人员劳务，三年合计105万，占经费一半以上，“远高于常规科研项目15%的人员费比例”。剩余经费当中，约60万规划用于动物实验，其余用于耗材、设备采购。

多数入选科学家还感受到经费使用自由度的差异。当下，多数科研项目对各项开支占比有严格限定，可能会出现人员薪酬需要从课题经费中支出，账面有钱却无法用于发放人员费用的窘境。与此同时，常规项目经费大多偏向材料费、服务费，用于仪器设备开发会受到较多评审质疑。

而何享健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不设限”，给到科研人员在薪资分配、设备购买上更大的自主调配空间。

3、钱流向人，人流向问题，成果流向产业

除了经费调度“不设限”，“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还没有产业诉求、不要求学科方向绑定，遴选时还兼顾不同学科、关注小众赛道。

在企业资助里，这几乎不可想象。这也是它关注度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主任的王峰对此有直观感受：一般而言，纵向课题会明确限定研究方向，申报课题必须贴合既定框架；而“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是开放式命题，鼓励做原创、前沿、从0到1的探索，支持科学家们“第一个吃螃蟹”。

拿到资助后，段佳便准备攻克更高价值的研究方向。这位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95后研究员，聚焦GPCR——全球新药研发的热门靶点，司美格鲁肽就是通过作用于这类蛋白起效。

但在此前，她的部分课题选择是保守的：“过去为了保障实验室持续运转，我会优先选择难度低、更容易产出成果的课题，要保证论文产出，才能继续申请项目。很多真正重要但失败风险高的课题，只能浅尝辄止，不敢全力投入。”

入选“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后，“这笔资助可以支撑实验室至少三年运转，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投入去攻克更高价值的研究方向。”她说。

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这种在研究方向上的“不设限”，使他们得以把精力重新投入科学问题本身。

这类社会基金还有另一重作用，比如“激励”或“认可”。

付晨光还记得入选时的心情：“这意味着一种认可。我们现在被称为青年科学家，说明还有成长的空间。在这种认可的基础上，我们会更有信心挑战未来未知的科学难题，做更多未知的探索。”

此外，相较于首期，“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二期在鼓励前沿探索的同时，评审导向进一步强化了对应用转化的关注。

可以预见，多年之后回头看，这些经费将化作具体的改变，落在具体的行业和具体的产业上。

王峰的日常工作，是治疗肿瘤内科的疑难杂症。她的研究分两层：一层在病房，重点挖掘药物新适应症、探索联合治疗方案；一层在实验室，聚焦免疫治疗不敏感的肠癌人群做机制实验。她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和免疫治疗，构建了一套挑战传统认知的全新方案，已推进到三期临床试验。

她的所有研究都从病人遇到的真实困境出发，再借科研手段回到病人身上，“即便研究只惠及少部分患者，但对这部分个体而言，既可以提升疗效、降低复发，还能够改善生存质量。”

在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这样的项目都很可能在未来创造更多生命奇迹：刘君构建病原菌RNA修饰谱“字典”，破解急性感染快速诊断难题，并探索RNA修饰作为肿瘤免疫治疗的新靶点；胡鸿杰将传统超声“轻量化”为可穿戴柔性器件，拓展非侵入式超声脑机接口，为癫痫、帕金森等脑功能疾病探索新疗法。

入选“何享健青年科学家项目”二期的20位科学家，研究方向各不相同，但放在一起看，他们做的都是从0到1的事，都为国家的科技创新押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基础研究是一场关乎国运的长跑，青年科研人员正处在最需要被托举的路段。何享健科学基金所做的，不过是给坐在黑屋子里的青年科学家点上一束光。

光先落在40个年轻人身上，此后，还会有更多年轻人循光而行。对于急需补充的社会资助而言，如果何享健这类企业家的选择，能被更多人看见、相信并跟上，社会资助将不再是个案，科研体系肩上的担子，也能因此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