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VR陀螺

AI眼镜正迎来新一轮产业复兴。Meta正在大力推广其与Ray-Ban和Oakley合作推出的AI眼镜，据报道，苹果将于明年6月发布其可穿戴产品，甚至连十多年前还曾让“脸上戴着电脑”变得极其过时的谷歌，也重新进入了这一领域。

在2010年代，AI眼镜除了把一部更笨重、更难用的智能手机绑在脸上之外，几乎没有提供更多价值。如今，AI已经将最新一代AI眼镜变成了一种低操作门槛的交互界面，让用户无需低头，就可以实时询问、识别并处理周围环境中的信息。

新一代产品的外观也愈发贴近普通眼镜，形态低调自然，大幅弱化了科技设备的违和感。但技术的“日常化”也催生了新的“旁观者隐私难题”，引发隐私保护领域的警示：被拍摄的路人无法知情并给出授权，这种隐蔽性极强的信息采集方式，是智能手机时代都未曾充分暴露的隐私风险。

“合理隐私预期”下的监管空白

AI眼镜归属于快速增长的可穿戴设备品类。目前美国已有一系列隐私法律适用于这类技术，但普遍存在覆盖范围狭窄、各州标准不统一、法律漏洞明显等问题。

以可穿戴医疗设备为例，《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IPAA）的监管对象仅为“受监管实体”，包括医疗服务提供商、保险公司及医疗信息交换机构。消费者使用Fitbit、Oura Ring等消费级可穿戴设备产生的数据，完全不在该法案的监管范围内。目前针对这类数据的兜底保护机制，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出台的《健康数据泄露通知规则》。FTC此前就曾依据该规则，对GoodRx、BetterHelp未经用户同意向广告商分享健康数据的行为作出执法处罚。

截至目前，美国已有20个州出台了综合性消费者隐私保护法案，但各州法律在授权机制、适用门槛、执法方式等层面差异显著。例如2018年通过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及2023年修正案，针对个人数据的常规出售与共享采用“选择退出”模式，即除非消费者主动要求平台停止处理，否则其个人数据默认可被收集、共享与出售。

AI眼镜与其他可穿戴设备有一个核心差异：其采集的数据并非只属于佩戴者本人。因此，即便部分生物识别数据保护条款能够覆盖佩戴者，那些未经同意就被拍摄的路人，却几乎没有可依托的法律保护。美国《窃听法》虽可适用，但仅覆盖音频采集场景，且仅在11个要求“全员同意录音”的州，才能成为旁观者的维权依据——即对话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同意录音，采集行为才算合法。

以伊利诺伊州为例，该州虽无综合性隐私保护法案，但属于“全员同意”州，其出台的《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BIPA）采用“选择加入”授权模式，是美国最严苛的生物识别隐私法规之一。但对于公共场所及多数半公共场所的视频拍摄行为，通常仍不在现有隐私法律的监管范围内。

针对上述法律漏洞，部分州已开始出台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项拟议法案提出，“所有在本州生产、销售、使用的AI眼镜，必须配备视觉指示灯，在设备录制音视频时主动提示”。纽约州近期则禁止在法院场所使用AI眼镜，认定这类设备违反州民权法。但对于未来可能全面普及的智能眼镜而言，这些零散的地方干预措施覆盖范围十分有限。

技术迭代下的隐私预期变迁

尽管当前AI眼镜仍属于相对小众的消费电子品类，但市场增长潜力巨大。有行业报告预测，到2031年，全球AI眼镜市场规模将达到当前的4倍。随着产品价格下探至大众消费区间，其普及率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初代谷歌眼镜发布时售价高达1500美元，而如今消费者仅需250-500美元，即可购入具备多种视觉AI能力的眼镜。与此同时，早期产品普遍体积庞大、佩戴违和，还带有明显的社会标签争议；新一代产品则在尺寸、形态与外观设计上，已越来越接近传统眼镜。

随着这类设备日益普及，社会将逐步形成AI眼镜的使用共识，以及对应的规则与社会规范。多数情况下，社会的隐私预期会随技术发展而调整，而非技术去适配既有的隐私认知。

美国印第安纳州近期的一起司法案件就认可了这一现实：“在不远的未来，数百万美国人将行走在摄像头持续覆盖的社区中……随着社会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不断提升，人们在这类技术场景下的隐私预期也会随之降低。这种持续变化的预期会不断自我弱化。只要政府审慎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其对先进技术的应用大概率不会侵犯社会重新形成的隐私（或‘非隐私’）预期。”

当前针对AI眼镜的法律判定逻辑，很大程度上仍依托1967年确立的“合理隐私预期”标准，而这一标准的约束力正随时间推移不断弱化。美国现有的隐私法律体系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拼接网络，仅覆盖少数特定场景，导致那些无法主动表达授权意愿的旁观者，直接暴露在非自愿、无合理依据的信息采集之下。

即便是宾夕法尼亚州H.B. 2603法案这类出于善意的监管措施，要求AI眼镜必须配备录制状态指示灯，本质上也将识别侵权行为的责任转嫁给了被拍摄者。更何况，该法案并未解决另一个现实问题：已有不少用户在设法移除设备上的录制LED指示灯——仅需搜索“AI眼镜指示灯拆除”相关关键词，就能找到数百条教程。如果消费者唯一能识别的录制提示，只需简单操作就能被关闭，那么“通知告知”是否还能算作有实际意义的法律约束？

随着端侧AI技术日益普及，另一个法律盲区也将快速显现：如果人脸等生物特征数据全程不离开设备，即便离线状态也能在本地完成处理，现有的生物识别隐私法律是否还能适用？毕竟绝大多数相关法规制定时，针对的是集中式数据库存储模式，而非如今的端侧本地处理模式。

隐私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奢侈品吗？

人们很容易将隐私视为享受技术便利的必要代价。这一叙事在过去20年间，已逐渐渗透进美国社会对数据问题的讨论中，而AI眼镜的普及，很可能会将这一现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彻底摆在公众面前。

在这种叙事下，隐私俨然成了一种奢侈品：只有愿意放弃主流工具、脱离大众生活方式的人，才能保有隐私；而那些被他人设备拍摄的路人，只能在缺乏实质法律权利的环境中，自行控制暴露在监控下的程度。

这是比美国碎片化的隐私法律体系更底层的制度失效。公众舆论压力、媒体报道与民间倡导，都无法替代真正的法律救济。然而，联邦层面的多项立法尝试均进展受阻：2022年的《美国数据隐私与保护法案》、2025年的《美国隐私权利法案》目前均陷入停滞，且这类联邦立法存在成为监管“天花板”而非“底线”的风险——反而可能削弱伊利诺伊州、加州居民当前享有的更高标准隐私保护。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或许可参照此前几起健康数据案件的处理方式，依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介入监管——该条款覆盖不公平或欺诈性商业行为。但FTC这种逐案执法的模式仅能作为临时补救措施，无法替代明确、统一的法律标准。此外，美国最高法院2024年推翻了“谢弗林原则”（Chevron Doctrine）确立的行政机关法律解释权，这意味着仅依托FTC的规则制定权搭建监管标准，其法律基础已存疑。

长期来看，国会立法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即无论可穿戴设备使用者是否授权，都应禁止对未同意的第三方进行生物识别信息采集。迄今为止，国会在该问题上最接近落地的立法尝试，是2020年的《国家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案》，但该法案最终在参议院委员会阶段搁浅。从多方面来看，这项法案基本复刻了伊利诺伊州的BIPA法案，也延续了后者的监管漏洞。

未来的立法方案需填补三大核心漏洞：

第一，将视频与图像采集纳入监管范畴，确保端侧AI不会成为生物识别隐私保护的法律盲区；

第二，将旁观者纳入数据主体保护范围。现行的《国家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案》即便落地，也主要规范设备使用者与企业的权责关系，并未覆盖被拍摄的第三方路人；

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删除权，允许个人要求企业删除与其相关的个人数据。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抉择，是法律能否在下一代技术普及前及时完成迭代。否则，当下的法律漏洞很快就会在技术浪潮下显得杯水车薪。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界定商业企业默认采集、存储、处理生物识别数据的权限边界；也必须承认，被他人设备采集信息的个体，同样拥有正当且充分的隐私保护诉求，其权利优先级并不低于设备佩戴者。最终，我们需要摒弃只有放弃现代生活才能保有隐私的错误认知。

原文地址：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dispatches/smart-glasses-are-the-blind-spot-in-us-privacy-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