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远举
中国首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砍了自己一刀——以隐性的反对市场经济的方式。
前两天，钟睒睒在访谈节目中炮轰电商平台，称“电商是板上钉钉的特殊中间商”，引发了舆论热议。
我对此的第一感受是：连首富都反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真的太难了。
钟睒睒说这话，也算是延续了他一贯态度。此前他就曾表示，“我永远不会做直播带货，我认为那些企业是平原型的，我的企业是垂直的，我有根。我也看不起那些直播带货的企业家，你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东西”。
钟睒睒所谓的根，是农夫山泉深入中国的经销体系。
看上去，这事不难，但其实不然：消费者未必有多忠诚，你要想在货柜上多摆一点，让消费者更信任一点，就得给渠道多一些利润。
无数个“一点”，在中国市场这个巨大乘法器中，就能积累起巨大的优势，获得巨大的财富。要做到这点，需要卓越的企业家才能。
如今，水饮市场新品频出，依靠“社交平台+网红+带货”，迅速而低成本地占领消费者心智。农夫山泉当年披荆斩棘，在传统渠道获得的优势，似乎正在被轻松替代。这也许正是钟睒睒炮轰直播的商业原因。当然了，农夫山泉销售体系体量庞大，不容易改变。
但这些并不重要，在这场争论中，拼多多的低价也好，抖音的恩怨也好，都不重要。
我想说的是，被忽略了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不是钟睒睒的战斗，而是他所拿起的“批判理论”——中国首富头脑中的经济观、市场观。
钟睒睒会认为，自己是实体经济，而直播是虚拟的。这是他的底气。
但他错了。农夫山泉的本质，不是制造；农夫山泉的根，也不是那些有形的渠道，而是消费者心智，是“有点甜”的品牌锚点。
钟睒睒作为企业家的本质，不是搬运水的工程师，而是营销大师，资源调配大师，心智调动大师。他的劳动是商业劳动，就和李佳琦、董宇晖、俞敏洪在直播间的劳动是一样的。
那，怎么确立他们这些劳动应该得到多少？
容我将问题揉碎了，条分缕析地讲讲。
一直以来，很多人动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贡献，认为他们并不创造价值。本质上，这根植于计划经济思维。
计划经济强调实物生产，苏联衡量经济发展的方法就叫作“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MPS）”，强调物质生产。生产出来了，就要分配，分配的依据是，创造出来的价值多少。
在计划经济观念中，工人生产出实物，只有工人能创造价值。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企业家也是。
从经济学角度讲，商业资本家的利润，是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所以从计划经济观点看，李佳琦、董宇辉和钟睒睒都不应该赚大钱。
市场经济的观点则与此迥异。亚当·斯密说，“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循此说法，当面包师为了自己的利润向市场售出了消费者认可的产品，那他就提升了社会的总福利，市场就会给他应得的回报。
也就是说，赚到了多少钱，就相应地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直播赚了很多钱，那直播就相应地为社会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
这逻辑对包括钟睒睒在内的所有民营企业家都成立。
01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是采取苏联的计量方法，但后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转用GDP。
GDP最大的不同就是，承认市场中服务、商业创造的利润，也是经济发展的成果。
服务的含义很广泛：建立营销渠道、打广告、积累品牌价值、促销、企业家在办公室运筹帷幄、网红在镜头前卖力的吆喝，都在创造GDP。这样的计算方式，更合乎我们现在的市场常识。
打个比方，代工厂工人做一个包，爱马仕的和白牌，工人劳动一样，但最终售价能差几千倍。多出的售价，源于商业服务，比如策划、广告、创意、商业计划、市场调研、销售、直播。这些行业的打工人和老板的PPT，都是创造GDP的，而不是从生产线上的工人那里分来的。
李佳琦5毛买来一瓶矿泉水，1块卖出去，一小时卖了100万瓶，他就创造了50万的GDP。注意，这不是工人创造的。
采用了GDP来衡量经济发展，分配制度也随之而变。最初，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即“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后来，是根据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所以，在那个年代，市场行为赚钱，是犯罪，被称为投机倒把。
1987年的十三大时，改革已10年，当时的分配制度已经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历史转瞬即逝，多年改革和理论探索静水深流，当下则是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和完善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知识、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除了劳动之外，诸多要素可以参与分配。具体来说，所谓网红直播，本质上是基于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一种商业服务，自然也可以参与分配。第二，更重要的是，分配多少，由市场来决定。简言之，市场中，你合法地赚到多少钱，都是合理的，不再判断“你赚的钱，是不是超过了你创造的价值”。
有了政策层面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规模，就一定会出现富豪。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大了的表现之一。
只有中美这样经济强大的国家，才会出现这么多的富豪。政策本身不会质疑富豪的合法性，不会质疑李佳琦、董宇晖赚到的钱超过了其创造的价值。同样的，也不会质疑钟睒睒。
虽然现在在民间舆论层面有很多这样的质疑，但最起码，法律层面，没有质疑、没有批判，而是保障。
02
可现在，钟睒睒是自己质疑、批判和反对自己——政策给钟睒睒打开一扇窗，成就了他的财富和地位，但他质疑这扇窗的合理性。
他说“看不起那些直播带货的企业家，你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东西”，其潜在逻辑是：直播虽然很能卖货，网红也很能赚钱，但直播是虚拟的、低价值的。直播带货赚的钱，超过了它提供的价值。
事实上，你如果说一个企业家、一个网红创造了多少利润、多少就业，无论钟睒睒、宗馥莉、俞敏洪还是李佳琦、董宇晖，都可以自豪地回答。
但你如果要追问他们获得这样的财富是否合理，是否超过了他们提供的价值，他们都很难回答。
只不过，在当下，这样的提问正在升级，观念席卷而来，钟睒睒自己也加入了追问大军。
虽然这个追问指向的是直播，但如果否定董宇晖、李佳琦在直播间的商业劳动，那同为“计划经济中不创造价值的商业劳动”，这判断必然也落到钟睒睒自己身上。
钟睒睒肯定不会认为自己的财富不合理，但对其他的商业模式，却总是不自觉地采取这套评价方式。
然而，社会不是由我们对自己的宽容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对他人的苛刻决定的。
这就像骑电瓶车的人，认为自己有这个自由，而穿和服应被禁止；而穿和服的人则认为，自己有这个自由，而骑超标电瓶车应被禁止。最终，他们都会失去自己的权利。
实际情况似乎也正在这样发展。就在钟睒睒访谈发出的当天晚上，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钟睒睒的首富名号是中国产业结构的耻辱。搬运天然水，这样一个体力活儿，财富竟然超过了中国所有的科技公司。矿泉水本质是采矿，和挖煤采油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全民资源变成个人财富。”
若是用“只有生产才创造价值，才有理由获得报酬”的观点去看农夫山泉，这未尝不能成立。钟睒睒的“直播低价值”论，其实也是出于同一逻辑。
所以我说，这就是钟睒睒对钟睒睒的批判。
03
我曾多次说过，人是观念的奴仆。观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让其毫不犹豫、不知不觉地损害自己的利益。
钟睒睒便是。
他市场观仍然是旧的，所以他才会缺乏敏感性地自己批判自己。他会觉得自己很厉害，赚到很多钱，养活了很多员工。但在思想深处，他仍然怀疑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否认自己财富的合理性。
于是，钟睒睒会基于“一个卖水的，凭什么这么有钱？”“首富，不应该是袁隆平和那些造火箭的专家吗？”的同款观念，发出强烈质疑：一个做直播的，凭什么赚那么多钱？
某种程度上，这类观念就是仇富的根源。
仇不仇富，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某个人的财富决定的，而是由他的观念想法决定的，由他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来决定的。不认可市场经济的合理性，逻辑上必然导向仇富——哪怕他是首富。
如果中国四十年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可以去掉“之一”）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知识框架，都在否定市场扩展秩序的合理性，那普罗大众又会如何想呢？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他退场呢？
值得注意的是，钟睒睒还反对短视频算法，但算法其实也是每个刷视频的人的好恶决定的。他们的观念，决定视频的走向。而现在，首富和他们分享着同一套观念体系。这类存在于首富头脑中的观念，也是潜在的改革阻力点。
这让我想起康熙王朝里的一个情节：
索额图犯27宗罪，最大的罪是勾结朱三太子，篡政谋逆夜袭皇家。
李光地说：皇上，此款大案，已审明查实，索额图认了……康熙大怒：他认，朕不能认啊！一个跟了本朝40多年的心腹大臣，朕的国丈啊！到头来他居然想弑君！大清的脸面何在？！大清的体统何在？！
别人质疑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可首富不能认啊。
市场有失灵的地方，贫富差距要弥补，商业模式要完善，这都没问题的。
但要认可“市场决定”的合理性，不能用计划经济的观念去质疑市场经济中合法的商业模式。
知道从何处来，才能知道往何处去。钟睒睒亲历过改革的一切，但他或许没有时间去细细思考过去的路，没有时间去思考他的财富与市场经济理论的关系。
但钟睒睒应该知道，他该有正确的市场观念——不仅因为他是首富，也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的责任。
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应该知道，每个普通的中国人也应该知道。如果无数改革家探索出来的道路被视为理所当然，那结果往往是：不知艰辛，不懂珍惜。
因而，四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成就的首富从观念深处仍是反对市场的，不啻为一个冷笑话。
最后说一句：我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批评钟睒睒，我对他没有恶意，有的只是对钟睒睒、对中国民营企业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对中国改革巨大的善意和期待。
